本文原載于《新周刊》總第714期《大學第一年》，來自微信公眾號： 新周刊 ，嘉賓：袁長庚（云南大學副教授），作者：方富明，編輯：詹騰宇，原文標題：《專訪袁長庚：城市是一所更大的學校》，題圖來自：AI生成

每年緊張的高考季過后，幾百萬個家庭要做同一道題：孩子考上了大學，去，還是不去；去這座城市，還是另一座城市？這道題的復雜程度，早已超出了分數(shù)線的范疇。

這場爭論不僅發(fā)生在家庭內部。在社交媒體上，關于“是選學校還是選城市”的爭論多年來幾乎從未停歇，甚至愈演愈烈，各方的答案越來越具體：某專業(yè)對口哪些城市的產(chǎn)業(yè)集群，某城市的落戶政策和實習機會如何換算成簡歷上的籌碼，等等。

我們討論得越具體，好像離真正的問題反而越遠。

一邊是社會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速度，討論著大學與城市的關系；另一邊是當大學生真正進入一座城市之后，不少人發(fā)現(xiàn)四年里最熟悉的只是從宿舍到教學樓、從學校到商場的某條路線。

作為長期從事人類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袁長庚在過去20年間，以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身份穿梭于多地高校的講臺。在他看來，當下關于擇校、選專業(yè)與城市抉擇的焦灼，絕非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心態(tài)轉向的投射。

一個人選擇一所學校，事實上也在選擇一座城市；但一座城市是否能成為一所大學，或許并不取決于它能否提供更多標準答案。

就像袁長庚在采訪中提到的：“題目看起來還是原來的題目，但其中的變量都發(fā)生了變化，最后可能會計算出一個新的結果。”

以下是袁長庚的講述。

“這個地方的發(fā)展似乎和自己有關”

我是2004年在北京上大學的。正好趕上我們畢業(yè)那年要舉辦奧運會，所以我們實際上趕上了北京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城市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在突飛猛進。

現(xiàn)在回頭看，已經(jīng)過去20多年了，我覺得當時大學一年級的普遍狀態(tài)是大家特別興奮，因為暫時從應試教育中解脫出來，競爭沒有現(xiàn)在這么激烈，課程沒有現(xiàn)在這么重，評獎學金也沒有那么高難度。

另一方面，一個巨大的世界突然打開了。但大家確實也會有一段時間不知道該怎么適應，因為眼前的生活，和過去離得太遠了。

那個時候上大學，中國高校的整個管理制度和今天已形成的制度架構在當時還處在摸索過程中。大學本身也在成長，遠不像今天這樣。我們上學的時候其實是懵懂的，對學校和院系本身也不是特別清楚。與此同時，校園外面的整座城市卻在迅速變化，甚至可以說處于一種近乎亢奮的狀態(tài)。

那時因為即將舉辦奧運會，我們的生活里仿佛有另外一個時鐘在運轉：你會期待這座城市在三年、四年以后會變成什么樣。我們當時隱約感覺到，這個地方的發(fā)展似乎和自己有關。這和現(xiàn)在學生的心態(tài)非常不一樣。今天很多學生和城市之間有很強的疏離感，很少有人會覺得：我既然在這里上學，就應該和這個地方建立某種深度關系。

像我們這種從小鎮(zhèn)一路考上來的學生，不太容易和一個地方建立熟悉感。因為在中國，一個人的原鄉(xiāng)感以及從小到大生活在某種地域秩序之中形成的自我定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我們的文化里，并不太鼓勵一個人明確地認定“這就是我的城市”。

所以對于適應城市，有時不一定表現(xiàn)為一種很明確的熟悉感。有時你首先意識到的是你在這里相對自由，你開始理解這座城市提供的機遇，也開始理解它的文化風格和市民生活的氣質。

我真正開始熟悉北京，是在本科畢業(yè)、考上本校研究生的那個暑假。因為要舉辦奧運會，學校要求學生騰退宿舍，等開學后再搬回來。同宿舍已經(jīng)工作的同學在牛街租了一套房，把客廳的沙發(fā)讓給我。

于是我每天早上起來，穿著拖鞋背心，像北京胡同里的居民一樣，去牛街附近的菜市場買菜。市場里通常都是銀發(fā)人群在光顧，突然出現(xiàn)我這么一個年輕人，而且我明顯什么都不懂，連菜都認不全，只能一邊問一邊買。

我讀書時是一個文藝青年，在城市地圖里標記的全是書店、唱片行、Livehouse、展覽館。但那兩個月我暫時脫離了“學生”這個角色，這也讓我意識到，北京的生活原來還可以是這樣的。

你突然以一種非常具體、非常身體化的方式理解了在一個地方生活是什么意思，所謂“天子腳下”其實也有一種相當閑散的日常，和我們想象中那個現(xiàn)代化、日新月異的北京存在很大區(qū)別。我現(xiàn)在如果再被問到關于“是選學校還是選城市”的問題，我覺得選擇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選擇城市，城市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所更大的學校。

今天的學生和城市之間的關系，和當年已經(jīng)不一樣了。我在深圳教書時，這種差別尤其明顯。深圳對我的學生而言，像通過地鐵網(wǎng)絡延展開來的一座節(jié)點式城市：從A點到B點，列車把你送過去；到了那里，就來到一個具體的空間，可以完成一系列事情。

我們當年做很多事情，往往被迫一點點摸索，因為沒有那么集中的資源。現(xiàn)在的學生，獲取信息和移動都非常方便，知道從哪里到哪里最快。所以今天的城市對學生來說少了一些挑戰(zhàn)，學生也失去了一些機會。

一座城市的生活很復雜?；A設施、人們能夠享受的機會、日常生活以及城市能提供的機遇，不能放在同一個層面上看。比如我現(xiàn)在生活在昆明，對于人生已經(jīng)有一定積累、需要調整自我的人來說，昆明乃至整個云南都非常好；但如果你是一個剛大學畢業(yè)的年輕人，就必須很現(xiàn)實地面對城市機會沒有那么多、產(chǎn)業(yè)結構比較單一的情況。

“選擇大于努力”

獨生子女政策雖然已經(jīng)退出歷史舞臺，但接下來幾年進入大學的學生，仍然是在這個政策下成長起來的。這個政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了特別多的心思和資源。因此，今天孩子試錯的成本非常高。沒有人能夠輕易鼓勵家長或考生抱著一種博弈式的心態(tài)說：“我賭一把，搞不好就成功了。”今天大家希望大環(huán)境和小環(huán)境都具有確定性。

我們以前上大學，老師常常講梅貽琦的那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但今天的問題是，家長送孩子到另一個地方讀書，走進學校第一眼看的往往是大樓，沒有那么多心思去想大師，甚至有些人會懷疑：你說的這些東西，和我的孩子有什么關系？

我在2016年第一次站上講臺時，對課堂的想象還停留在自己讀書的階段。在我的印象里，大學選修課的課堂應該很躁動、很活躍，但我一上講臺就發(fā)現(xiàn)，整間教室非常安靜。每個人都有一臺筆記本電腦，也不太看老師，偶爾聽到感興趣的內容才抬頭看一下。

這種安靜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第一，他們可能確實想得更清楚了，現(xiàn)在很多學生一進校就有明確目標；第二，他們會顧慮過度袒露自己，陷入一種不穩(wěn)定狀態(tài)。學生沉默的背后，也可能是想先觀望一下情況和形勢。

大家更早開始思考未來，甚至提前讓自己進入一種競爭的狀態(tài)，并沒有因為擁有更多穩(wěn)定性而放松下來。所以，很多人在大學第一年會處于一種“有力卻不知道往哪里使”的狀態(tài)。大學和高中不同，它更像一個沙拉盤，你要調配很多關系和比例。

這和時代變化有關。現(xiàn)在整個社會，首先是成年人開始轉向追求秩序、確定性和穩(wěn)定性，而成年人塑造出來的社會風氣，又會影響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的選擇。今天大學里很多問題之所以不斷被討論，背后其實是家長的焦慮。

我接觸過一些家長，他們并不希望孩子像股票一樣“投入10塊錢，最后變成100塊錢”。他們希望孩子“投10塊錢進去，變成11塊錢”，也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波折。

我們那時候，老師寫在黑板上的每一個名字都是新鮮的。高中時在山東小城市，我連“人類學”這個詞都沒有聽說過，所以老師寫出的每個名字，對我來說都是一次點亮。但今天的學生，靠一個名字點亮他們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且一門為期十幾周的課程是很笨重的，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和社交媒體上噴涌而出的內容相比？

今天中國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很小的城鎮(zhèn)，基礎設施和商業(yè)發(fā)展的程度都不錯。一個縣城可能沒有那么多Shopping Mall，但往往有一個巨大的商業(yè)體，里面該有的都有。你現(xiàn)在從縣城到深圳，只是從縣城的“一”變成深圳的“一百”或者“一萬”，但這些具體點位的感覺，并沒有太本質的區(qū)別。

當知識不完全出自大學，機會也不完全來自學校，與外部社會的活力相比，院墻內部的機構性教育必然更笨拙，轉變也不會那么靈活。大家也都明白，就業(yè)當然要看一座城市能提供多少機會。我在北京上學，可以就地參與北京的就業(yè)市場；如果我在西北某座城市上學，理論上也可以去北京找工作，但成本高不高？是不是需要額外付出很多心力？

中國至少有幾代人見過那種“因為你選得對、選得巧，就能逆天改命”的時刻。中國家長有一種很復雜的心理。一方面，他們需要學校和專業(yè)保證孩子的底線——“孩子至少進了這所學校、這個專業(yè)”；但在底線之上，他們還期待奇跡：“如果選得更對，是不是還能更好，讓孩子繼續(xù)往上走？”

現(xiàn)在的學生有很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如果把學生比作一根柴，你對他說，把自己點燃，看看能不能產(chǎn)生火、能不能煮熟東西，他不否認可能有這個結果，但會反問：“為什么要點燃我？”所以現(xiàn)在的大學生，真正體現(xiàn)了“選擇大于努力”。

對于現(xiàn)在常說“選大學一定要選大城市”的理由，我甚至覺得大家可能還沒有到“開眼界”這個層面。更多時候，大家想的是這個地方的水位比較高，跟著走，掉隊的可能性就小。

而且這里面有一個悖論：大城市里那些非同一般的機遇，通常有兩種來源。第一，有的人先天條件非常好，比如家庭背景，因而能遇到一些特殊機會；第二，有的人是都市冒險者，敢在城市里不斷試錯，反正年輕時也沒有太多可輸?shù)臇|西。

換句話說，大城市真正意義上的機遇，很少能通過機構化、按部就班的方式獲得，因為機遇和風險始終是掛鉤的。

“想吃更多東西，就只能走出去”

我之前在深圳工作過，那里現(xiàn)代化程度很高，生活非常便利，辦事、購物，任何有目的性的活動都有明確路徑。我在那里的幾年，總覺得過于順暢，生活沒有褶皺?？瓷先?，大家差不多，價值觀念恒定而簡單。我和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是：一切都很好，也很自如，但就是覺得生活里缺少一些內容。

到了昆明以后，整個云南的地方性非常強，從衣食住行到價值觀，都有自己的特色。云南到今天也沒有被現(xiàn)代性完全征服，前現(xiàn)代的東西始終在人們生活中占據(jù)一定位置。

比如吃菌子。每年清明節(jié)前后，大家就開始算什么時候能吃到野生菌。在當?shù)厝说睦斫庵?，沒有人會用營養(yǎng)學說服我，說這個東西吃了對身體有多好。大家對它的討論始終停留在“味道鮮”。整座城市沒有那種“我要贏過誰”的競爭感，對個體提升和自我價值最大化的執(zhí)著也沒有那么強。

而今天中國的大城市，很難講彼此在氣質上究竟有什么明顯區(qū)別。特別對一名普通大學生來說，他在一座城市里能夠享受到的機會，究竟和別的城市有什么本質的差異？但城市氣質，比如飲食習慣、人的價值觀念，在當代反而更難捕捉，更難讓別人相信。即使我們能夠論證城市氣質存在差異，很多學生和家長也會問：“那我為什么要選擇一種相對非主流的氣質？為什么不選擇更能保證我發(fā)展的氣質？”

中國大學已經(jīng)擁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資源分配體制。除中央直屬高校之外，大多數(shù)地方高校的資源來自省一級財政，因此它們和具體城市之間的關系非常模糊，大學沒有太強的意愿去服務地方社會。

不久前我去浙江大學開會，杭州很支持浙大，提供了一大塊土地建設新校園。大家默認，好的大學應該處在一個公共的國際話語環(huán)境中，無論發(fā)表論文、就業(yè)還是構建社會網(wǎng)絡，都沒有人把“地方性”當成評價標準。

今天中國大學的管理制度已經(jīng)非常完善，學生和學校之間的密切程度，往往大于學生和城市之間的密切程度。大學校園本來就和城市關系疏遠，新冠疫情后進一步封閉了。重新探索學校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另外一套課題，也沒有現(xiàn)成答案，對大學來說這是一道附加題，不是必答題。

如果我們不把城市當成一個簡單的空間名詞，而是把城市理解為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工作之外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可能會更好。學校能夠提供的訓練和機遇是有限的，所以你可以把城市當成一間更廣闊的實驗室。在那里進行的嘗試和探索，實際上是在補充，或者幫助你刺激其他生活板塊的能力。就像學校食堂永遠無法和城市一樣提供豐富的食物，你想吃更多東西，就只能走出去。

一個人的成功，大概取決于人生中幾個重要部分之間的關系。除非你是那種決定性的天才，否則大多數(shù)人都需要在生活、事業(yè)和社會關系之間保持平衡。

我教了這么多年書，見過很多人遭遇困境、挫折，陷入其中難以自拔，但很少有人是因為純粹的智力或能力遇到了無法跨越的坎，多數(shù)時候不是這樣。真正出問題的原因是人失去平衡感，一旦失去平衡，他們就會自顧不暇。所以哪怕從最功利的角度出發(fā)，也不妨給自己保留幾個不同的生活板塊。

人是復雜的。除非你處在極其單一、明確的競爭階段，比如高三，那種單純和專注可能是好事。但一旦脫離那個階段，當你不再面對一個明確的競爭方式，而是進入人與人之間復雜的比較時，多給自己保留一些不同的感受和可能性，永遠不過分。